近年来很少回老家，就是年头节下回一趟故乡，也无暇登临故乡的戏台，只是深情地望望那个曾经热闹非凡而今却空旷萧条的戏台。这次宁夏电视台要为我拍摄专题节目，热情的策划者非要让我再次登台亮相，我只好听任他们安排了。

割不断的“花旦情缘”

故乡的戏台，是我儿时最重要的乐园。记事起，父亲当社火头，担任主演，穿着简单的戏装，化了妆在临时搭建的土台上演戏，哥哥跑龙套、演配角，而我则与小伙伴们挤上戏台看化妆，听和弦，然后穿梭在观众群中藏猫猫。稍微长大后，便参与村里社火队的演出，记得头一次社火班子要吸收几位跑龙套的孩子，我们十来个小伙伴在冬天冰冷的打麦场上排了一长行，一个一个地走程式、唱戏段，接受检阅和挑选，当时我走的是旦角程式，唱的也是《打金枝》中公主的唱腔“头戴上翡翠双凤齐”，结果我与其他三位伙伴被选中，从此我便与村里的戏班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记得我扮演的第一个戏剧角色是《游龟山》中的田玉川，这是个重戏角儿，我只能演前两场《游山》和《打架》。当时只有十三岁的我，袍子都穿不起来，是哥哥在我腰围打了板带将衣襟折起来束在板带上才提起衣的。在《打架》一场戏中，面对帅府公子卢世宽带领四名人高马大的家丁，我一个初次登台的少年，只好按照导演指导的程式做戏，他们四个人也只有顺着我的小拳头东奔西跑、东倒西歪，惹得观众哄堂大笑。从此我便出台了，有些角色导演也大胆地分给我，那时候没有女孩子演戏，白素贞这样的重头角儿都分给我演。我虽然在学校读书，心却大半系在排戏演戏上，以致在课堂上看剧本被老师一次次批评，并没收了好几个剧本，也因此使数理化年年补考。工作了当了教师，读的剧本多了，理解也比一般人到位，所以便当仁不让地当了戏班的导演，每年的寒假便日夜泡在土兮兮的戏台上。刻腊板印剧本，教唱腔走程式，还要协调安排戏剧角色，处理人事关系，有时有人生病或有事，我便顶替他们粉墨登场，生末净旦丑，各行当都来，因了这，我们村的戏班子逐年发展壮大，十年时间排了30本大戏，20多个折子戏，连演20昼夜不重戏；服装也增添到了八蟒（龙袍）八靠（铠甲），这比一般专业剧团还气派，外地专业剧团到村里演出，有时还要借我们村的戏装。每年正月，便有各地来邀请我们去演出，这种情况双方都要装扮仪程官（春官），接迎社火的那个热闹劲儿，真是难以尽述（我在《花旦》中有详细描述）。后来因工作需要进入县城，但逢年过节还是要与乡亲们一道演出几出戏的。因了这，我便成了乡亲们心目中的了不起的人物，我也喜欢与乡亲们一起排戏演戏。也许是了解了乡亲们的喜怒哀乐，熟悉了戏里戏外的事，我在若干年后创作出了表现秦腔和民俗变迁的长篇小说《花旦》，这部近80万字的三卷作品，当然其中有乡亲们的影子，该作因写戏写人到位而受到读者青睐，被誉为“大西北民俗宝库”“中国西部近现代乡村缩影”和“表现秦腔的扛鼎之作”。尽管当时并没有将来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主观意念，但客观上是体验了生活。所以当《花旦》倍受社会关注时，我重返故乡，心中自然感慨万端！

少小离家老大回

尽管我不是少小离家，期间断断续续也“常回家看看”，但日月更替，光阴如梭，这次回家还是遇到不少陌生的后生和丫头，小孩子更是将我视为稀奇。一打问，当他们报上父辈的名字时，我才感觉自己真的应该老了。我在村里的辈份本来就大，他们的父辈大都叫我叔叔或爷爷。现在他们之中侄子侄女辈的都很少了，绝大多数是孙子辈，还有重孙辈，也有个别末孙辈的。他们有的读大学或读中学，有的打工归来，全都打扮入时，语言开朗而讲究措辞，他们表示听说过我这位村人引以骄傲的官员作家。他们听说我这次来还要粉墨登场演戏，大都表现出疑惑和好奇来。尽管他们在城里接触的大都是流行歌曲、时尚音乐和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景，但对于我这位老字辈的乡亲的演出，还是很感兴趣的。所以晚饭之后，村里的高音喇叭一响，灯火一亮，便涌来了很多观众。以前与我一起演出过的乡亲听说我也登台演出，都十分高兴，有人带了香烟，有人带了家中的炒豆子、麻子颗、葵花籽，有人还煮了鸡蛋、洋芋和胡萝卜，也有人在小卖部里买来了糕点和饮料，显得十分热情。宁夏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也受到了同样的礼遇。该化妆了，有人给我递上水纱（勒头绷脸护发的带子），有人给我兑好了油彩，有人为我穿彩裤，有人为我穿朝靴，有人为我绾靠旗，有人给我扎板带，有人为我牵“马”，有人为我戴剑。与我原来配戏演过《霸王别姬》中霸王的堂兄也步履蹒跚地来为我化妆穿衣服。当年的感觉一下子涌现在眼前了！

戴着金相斗与孙女“别窑”

电视台的同志一心要发掘我的秦腔底蕴，展示我的戏剧风采，以便悟出我是如何创作《花旦》的，所以非要我演一出拿手好戏不可。其实，我早年熟悉很多戏中角色，但真正演得很精的戏却没有一出，哪有什么拿手戏？相对而言，旦角戏要比生角和其他行当戏要到位一些，可是演旦角那是20多年前年轻时演出过的，现在已是花甲之年，人老气喘、身体臃胖莫要说起，就是化妆时脸面也是沟壑纵横，哪能表现古代妙龄女子的风韵？再说那种扭捏作态之势我还能做得来吗？我说干脆清唱一段算了，可电视台的同志和乡亲们都不答应，而且说清唱后晌已经拍摄了，要另换花样。无奈，我只得答应选择一出生角戏。可是一筹划，演生角没有合适人选配戏。演《二堂舍子》中的刘彦昌吧？扮演县令夫人王桂英的是我的侄媳妇；演《夜逃》中周仁吧？饰演胡秀英的是我亲侄女；演《赶坡》中的薛平贵或《藏舟》中的田玉川吧？扮演王宝钏和胡凤莲的也都是我侄媳妇。有些戏是我不熟悉，有些戏是对方不会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与侄孙女冉冉一同演出《别窑》。这出戏我年轻时多时演青衣王宝钏，有时也演武生薛平贵，毕竟两位剧中人我都熟悉。到了化妆穿衣时，才知道这出戏选择错了，平贵穿的白靠十分破旧，连钮扣都没有，背上插的靠旗更是七零八落，勉强绑在身后也是晃晃悠悠，一动作便觉得松松垮垮，显示不出降马英雄的威风来。再一戴头盔，原来很英武的尖顶盔、福子盔都不在了，据说是戏箱曾经遭遇水灾，泡坏了。没办法，导演只好让我戴上了金相斗子。那条象征“红鬃烈马”的马鞭子也是掉了好多穗子，我调侃说，几十年不见，“红鬃烈马”也老得掉了毛呵呵。不过儿时伙伴吴导演让人绾上了大红绸子，可以当作“红鬃烈马”使了。

我对电视台的同志说，这样子在电视上一播放，内行人士肯定会批评的。这哪里是威风凛凛、疾恶如仇的降马英雄薛平贵？可他们却有理由：这样更能显示出乡村戏的特点，就要这种效果。我无言了，只好硬着头皮上。于是爷爷孙女便在锣鼓和弦乐声中开始在“夫望妻，妻望夫大放悲声（擦泪不干）”的唱腔中悲悲切切地“别窑”了。